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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古代历史概述

栏目:雷火电竞历史 ┊ 发布时间:2018-11-02 ┊ 人气:

 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南召猿人已在伏牛山脉南侧的浅山区生息繁衍。南召人过着 “穴居野处”的生活,会制造简单的劳动工具——打制石器和木棒,能够使用火,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取赖以生存的食物和抵御猛兽侵袭。

  距今约2万年前,在河南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文化,即安阳小南海洞穴文化。当时的人已使用细石器,而且掌握了穿孔技术。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爱美的观念已经出现,经由血缘公社过渡到氏族公社,血缘群婚已被氏族外婚所代替。
  距今七八千年前,生活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离开洞穴,从山林走向河谷,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稳定的原始村落。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工具是精细磨制的石器,刃部已相当锋利,有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等。人们已懂得加工谷物,制造出石磨盘和石磨棒。当时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同时,人们还从事狩猎、采集和饲养家畜。这时已经初步掌握了简单的制陶技术和纺织技术,从生产发展水平和村落布局、墓葬特点看,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大约距今五六千年前,河南又出现一种以彩陶和磨光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这是在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原始文化。当时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作物以粟为主,并开始种植稻谷和麻,蔬菜的栽培也已开始。家畜饲养和原始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陶技术已相当发达,能够制造出图案精美的各种彩陶,制陶业可能已与农业分离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村落进一步扩大和调整,并出现了城,定居生活已比较稳定和巩固。聚落中连间排房的出现以及其中火塘的设置,说明以一夫一妻(或多妻)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家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早期,社会组织仍然是母系氏族公社;中期开始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晚期社会组织已发生深刻变革,父系氏族公社取代了母系氏族公社。
  继仰韶文化之后,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种更先进的文化,即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之间。这时,社会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所使用的石器比仰韶文化更加精致,穿孔技术已得到普及,创造了挖土工具——耒。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牲畜饲养和手工业的发展。制陶业普遍使用了轮制,不仅提高了陶器质量,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烧窑技术也有很大变化,窑口采用了封闭浇水技术,使陶器不易被氧化,生产出的陶器多呈灰、黑色;彩陶已经基本绝迹。人们已经掌握了简单的冶金术,开始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村落规模迅速扩大,房屋的布局和结构比仰韶文化进步了许多,特别是屋内普遍使用“白灰面”(石灰)作地坪,成为龙山文化的一个特征。人们开始采用夯筑技术和用土坯垒墙,大大提高了房屋的建筑质量。河南龙山文化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产生了酋邦王国,奴隶制社会初步形成,为夏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夏朝从“禹”算起,到最后一个国君桀止,历时400多年,相当于公元前21~公元前16世纪。夏朝活动的中心区域,主要在河南西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和颍、汝河中上游地区;其活动范围和势力所及,东北可达黄河以北,南到长江流域。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本》记载,夏朝建在河南境内的都邑有:阳城、夏邑、斟鄩(今偃师县二里头)、帝丘(今濮阳)、原(今济源县庙街)、老丘(今开封县东北)、西河(今安阳市东南)等。
  夏代已开始进入铜器时代,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夏人不仅重视农业,而且已经开始兴修水利,用沟洫引水或排水。为了适时安排稼啬,夏人还制定出适合农业需要的夏正。保存至今的《夏小正》,就是通行至春秋战国的一本农家历。
  在夏朝统治的400多年间,奴隶逃亡,平民暴动等阶级斗争频有发生。到夏桀时,兴起于商丘一带的商部落,利用诸侯叛乱、民怨鼎沸之机,起兵伐桀,终于灭掉夏朝。

  商族兴起于河南,壮大于河南,建立商朝之后的主要活动区域仍在河南。古书记载,从汤至盘庚,商人“不常厥邑”。《竹书纪年》说,仲丁迁于隞(今荥阳附近),河 甲迁于相(今内黄),祖乙居于庇(今温县),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北蒙,号之曰殷(今安阳)。“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在商朝统治的五六百年间,不管都城如何迁徙,河南一直是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盘庚迁殷后,政治、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武丁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商朝统治的鼎盛时期。疆域扩大到今河南省全境,而且占有了山西、河北、山东、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的大部或一部分,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大国。
  商代已开始使用青铜铸造生产工具,运用到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有臿、镈、斧、铲等。禾、黍等适宜于黄河流域生产的作物已被广泛种植,另外,主要农作物还有稷、麦、秜(稻)、粱、菽(豆)、粟等。除了种植农作物外,还饲养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家禽,并从事渔猎活动。
  商代青铜冶铸业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制作之精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出土于武官村殷王墓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最大者,也是世界青铜冶铸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方鼎造型雄伟、结构复杂、纹饰华丽,按照当时的技术设备,铸造如此精美庞大的青铜器,至少需要几百个熟练技工通力合作,连续不断地操作方能完成,这是中国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古代中原文明的集中体现。
  商代手工业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从郑州等地发现的大片窑场遗址来看,商代陶器中最为突出的是用高岭土烧成的原始瓷器,这为后来精细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纺织手工业和酿酒业也有新发展。不仅用麻织布,还出现了用丝织成的绮和刺绣。卜辞中除提到酒外,还有醴和鬯。
  商朝文化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中国和世界最早、最完备的文字体系。从流传至今的10余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看,文字结构已经由独体趋向合体,而且已经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等6种构字原则,形成了较为规律的文字系统。甲骨文最初出土于安阳小屯的殷墟中,又称“殷墟文字”,记载了商代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丰富内容,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另外,商代中原地区的冶炼技术、建筑技术和天文观测也处于领先地位。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说明当时冶铸规模相当宏大,酗亚方尊等酒器上的饰纹标志着冶炼技术的精湛。妇好墓中的髹漆棺木,证明公元前13世纪已经有制漆和用漆的技术。偃师、郑州和安阳发掘的商代3座王都已有大型宫殿和简单的排水设施,偃师和郑州商代城址墙体已采用夯土版筑。当时的天象观测已十分精细,甲骨卜辞中有关日食的记录比巴比伦的早几百年,月食的记录比埃及的早数百年。28宿在殷代逐渐形成,已能测定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时间,有了较为准确的历法。数学也有很大进步,能用一至十、百、千、万等13个单字记10万以内的自然数,且有了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
  大约距今3100年左右,位于商朝西部渭水流域的附属小国“周”日益强大起来。公元前1027年(据《竹书纪年》推算),周武王趁商王朝的统治濒临崩溃之机,联合其他方国部落,率戎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渡过黄河,大举攻商。经牧野(今汲县北)决战,纣王兵败自焚,商朝灭亡。

  周朝建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史称西周。周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把原来商王朝在河南的中心统治地区划分为卫、宋、许、陈、杞等诸侯国,并于成王七年(据《竹书纪年》推算为公元前1019年)派召公视察洛(今洛阳)后,令周公亲往建成周于瀍水东岸,建王城于瀍水西岸(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两城建成后总称洛邑,辟为东都,称成周。洛邑成为和镐京同样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周朝实行分封制,周王是天下诸侯的共主,自称天之元子,故称天子。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以镐京和成周为中心的一些地区。河南地区既有许多重要的诸侯国,又有周天子直辖的成周王畿地,在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为河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周时期,河南是全国主要经济区。农业生产远比商代发达,休耕制和简单的田间排水、引水技术已经应用,并开始认识了杂草腐烂后的肥田效果。手工业生产部门增多,分工更细,出现了掌管工奴的“百工”。青铜作坊几乎遍及周朝的整个统治地区,青铜器数量也远远超过商代,并出现了不少新器物。瓷器的生产有新的发展,麻纺和丝织已比较普遍。市场日渐形成,金属货币开始使用。河南境内的城邑也有了新发展,除营建了仅次于镐京的政治中心洛邑外,还有近百个城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是为东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多国,在最重要的12国中,有郑、宋、卫、陈、蔡5国在河南境内。河南在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是富冠海内的经贸大都会。
  在长达300多年的春秋时期,河南成为诸侯争霸的必取之地。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八国之师与楚军对峙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阻止了楚的北扩,率先称霸中原。经过公元前651年的“癸丘(今河南兰考)之盟”,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正式确立。齐失势后,宋襄公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8年与楚战于泓(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襄公因信奉“君子不乘人之危”而败北,不但未竞霸业,反而受伤而死。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采取“退避三舍”的策略,大败楚军于城濮(今山东鄄城),后经践土(今河南郑州市北)之盟和温(今河南温县)之盟,逼周天子封其为侯伯(霸主)。楚虽败而未失势,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于周。并于公元前597年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战胜晋军。晋、楚争霸半个多世纪,互有胜负,遂成南北并霸的局面。晋楚争霸中原之时,秦也曾派兵东进,企图角逐中原霸主。公元前627年,秦与晋战于殽(今河南陕县附近),秦军覆没。秦穆公转而向西发展,遂霸西戎。
  春秋时期既是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动荡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大变革时期,思想文化异常活跃。这期间,河南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协助秦穆公完成霸业的宛(南阳)人百里奚,少时家贫,先后流落齐、周,得不到重用。后被虞君任为大夫,虞亡后为晋所俘,作为陪嫁媵臣到秦。后出走楚国,为楚人所执。秦穆公知其怀有雄才大略,遂以5张羊皮赎回,任为大夫,成为秦穆公称雄争霸的得力重臣,人称其为五羖大夫。郑国贵族子产,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执政期间,创立按“丘”征“赋”制度,把 “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不毁乡校,听取“国人”意见,使郑国面貌为之一新,各国纷纷效法。哲学家李耳,苦地(今鹿邑)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派都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吸取了他的不同观点,道家把他的“主张虚无”、“顺应自然”、 “清静无为”、“归真返朴”等思想奉为圣谕。宛(南阳)人范蠡,春秋末著名政治家,曾向越王勾践献“卧薪尝胆”之计,终于灭吴雪耻。后弃官从商致富,后世商人多尊其为“商圣”,他的矛盾不断转化的辩证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收录了许多河南民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国风中的《邶》、《卫》是卫国的诗,大体流行在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王风》是东周王畿内的作品,流行在今洛阳一带;《郑风》是郑国的诗,流行在今河南中部;《陈风》是陈国的诗,流行在今河南东部;《桧风》是桧(郐)国的诗,流行在今河南中部密县一带;《周南》、《召南》中也有一部分流行在河南南部地区。《商颂》是宋国人赞美其祖先的诗篇。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渊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的长足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已普遍实行轮作休耕制;修筑了田间排水设施,已普遍使用“桔槔”进行灌溉,除草、施肥、治虫等受到重视,后世的主要农作物都已出现;农业生产开始使用铁器和牛耕;洛邑等地已经实行一年两熟制。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个体手工业独立开业,百工居肆取代了 “工商食官”制度。郑国的工商业当时最为发达,不仅掌握了相当水平的冶铸技术,而且商人足迹遍天下。爱国商人弦高曾假托郑国国君之命,以12头牛犒劳秦师,智退敌兵。卫国因地处交通要道,工商业也比较发达。从公元前478年和公元前470年的两次工商业者的起义中,可看出工商业在卫国的地位。东周王城洛邑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周人“以商贾为资”、“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

  战国时期,河南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群雄逐鹿的大舞台。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次年赵求救于齐,齐军成功地实施孙膑“批亢捣虚”之计,取得了“围魏救赵”战役的胜利。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都今新郑),韩求救于齐,齐军仍用孙膑计,以逐日减灶的假象迷惑魏军,引敌出击,在马陵(范县西南)全歼10万魏军,再次成为中外战史上的成功典范。经过“围魏救赵”和马陵之役两战,魏国势大伤,失去了战国七雄的首强地位。后来,魏又败秦,逐渐形成了以秦、齐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峙。“连横”、“合纵”,不断分化,交错用兵,互有胜负,演化成令人眼花瞭乱的战国局面。
  战国时期,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卫国(今濮阳市)人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变法,奠定了富国强民的基础。他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成为法家杰出代表人物。另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都今新郑)贵族,他主张用“法、术、势”驾御臣下,有《韩非子》55篇传世,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散文独到,是先秦文学史上的奇葩。
  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是鲁(今鲁山)人墨翟所创。墨子力主“兼相爱、交相利”、“摩顶故踵,利天下而为之”。他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主张“尚贤”、“尚同”,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希望用上说下教的方法,“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在认识方面,他认为立论要有准则,立论必符实。墨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
  被后世推崇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周是宋国蒙(今民权)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道”无所不在,强调事物自生自化,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和“人之生,气之聚也”的观点,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之中,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的主观精神境界。他对“强凌弱、众暴寡”、“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社会现象十分不满,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庄子的散文“寓言什九”“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纵横家代表人物中,出于河南的有张仪、苏秦。张仪是魏国贵族的后代,公元前328年任秦相,他以“连横”之策说服6国,听命于秦,使秦国更加强大。苏秦是洛阳人,遍游6国,说使“合纵”御秦,使秦不能大肆扩张。

  在各国相互攻兼中,秦势日益壮大,尤其是占据中原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后,便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经过大规模的军事攻伐,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中国正式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河南人吕不韦、李斯发挥了巨大作用。
  吕不韦,濮阳人,家富千金,名满阳翟(今禹县)。在赵都邯郸遇到被赵留为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以为“奇货可居”,遂携巨资入秦游说秦孝文王后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太子,并将自己宠爱的邯郸女子献给子楚,被子楚立为夫人,生秦王政。子楚继位为庄襄王,任吕不韦为相。庄襄王死后,秦王政年幼,吕不韦继任相国,为“仲父”。吕不韦执政期间,攻取周、赵、魏,置三川、太原、东郡,使秦国实力进一步扩大。他门下宾客三千,命宾客汇集先秦诸家学说,主持纂成《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成为传世著作。
  李斯,上蔡人,初为吕不韦舍人,精通帝王之术。因谈论吞并六国策略,受到秦王政赏识。上《谏逐客书》,阻秦王逐宾客,他建议秦对六国各个击破,被秦王政采纳,终于一统海内。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为丞相,他建议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焚《诗》、《书》,禁私学;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以“小篆”为标准,整理统一文字。李斯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工书多著,有《焚书奏》、《劝督责书》、《仓颉论》等。
  秦朝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按当时黄河流向)分属三川、颍川、南阳、砀、东、陈6郡;黄河以北地区属河内、邯郸2郡;豫南的信阳、固始等地则属衡山、九江2郡。其中,三川郡下置有“河南县”(治今洛阳),是“河南”作为正式政区名称的开始。
  秦朝的统一,促进了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盐铁论》中所载秦代10个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河南境内有“魏之温、轵,韩之荥阳,楚之宛,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但是,由于秦朝仅传2世历15年,国家统一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中原地区很快就再一次陷入战火之中。
  公元前209年,不堪忍受地主盘剥和暴吏酷刑的900戌卒,在阳城(今登封东南)农民陈胜和阳夏(今太康)农民吴广领导下,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迅速壮大到数万人,并在陈县(今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半年后,在秦军残酷镇压下,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义军失败了。但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提出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口号,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帷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刘邦、项羽领导的两支义军不断发展壮大。公元前206年,刘邦率义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准备充分之后,与项羽进行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楚汉战争。河南是楚汉战争的主要战场,两军对峙在荥阳(今荥阳西北)、成皋(今荥阳西北)间,约定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归汉。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即帝位,建立汉朝,史称西汉。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到汉武帝时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多民族国家。河南地区,除西南部山区外,其他如伊洛河平原、西北部和东南部平原地区,农业发达,城镇稠密,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河南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京畿所在地——关中。全国著名的18座大城市中,河南有雒阳(今洛阳)、宛(今南阳)、温(今温县)、轵(今济源)、阳翟(今禹县)、睢阳(今商丘)、陈(今淮阳)。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当时,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农业生产方面,铁器和牛耕广泛推广,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耧车、水碓和风车的发明,使耕作技术进一步改进。西汉统治者重视治理黄河,发展水利灌溉。在河南境内堵住黄河决口,先后完成水利工程19项。南阳太守召信臣利用河流湖泊等天然水道,修建水门堤堰数十处,灌溉面积达3万顷,受到南阳人民的爱戴。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有黍、粟、稷、高粱、小麦、大麦、秫稻、大豆、小豆、麻等,同时苜蓿、葡萄、胡麻、蔬菜、果木等,相继从西域传入。
  农业的发展促使河南人口急剧增长,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南人口达1500多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人口数量及人口密度均居全国首位;全国200万人口以上的3个郡中,河南占了2个(颍川郡、汝南郡);人口在百万以上的12郡中,河南有4个(陈留、河内、河南、南阳)。
  汉武帝以后,冶铁业变为官营,成为汉代手工业中最兴盛的行业之一。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炼铁基地,在今河南的洛阳、南阳、宜阳、林县、登封、西平等地设有铁官。郑州古荥西汉冶铁遗址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冶铁炉日产铁可达1吨左右,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的犁、铲、锄、矍、锲、凿、锛、锥等铁制工具。丝织进一步发展,陈留郡的襄邑(今睢县)同齐鲁的临淄并列为全国两大丝织中心,西汉政府在此设服官,拥有几千人的官营丝织工场,每年开支经费巨万,专门为皇室生产高级丝织品。睢阳(今商丘)和河内郡也是有名的丝织产地,河内郡所产的帛行销边郡。民间除一些豪富经营的手工业场外,广大农妇也常利用麻、葛等原料进行纺织,产品除自给、缴税外,也有一小部分到市场交换。其他手工业如漆器、竹器等也有了很大发展。
  商业方面,河南的洛(今洛阳)、宛(今南阳)、温(今温县)、轵(今济源)、陈(今淮阳)、睢(今商丘)等地逐步成为区域贸易中心。洛阳是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发达,商业极盛,人口达到10万以上,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都会,宛是全国5大都会之一,温、轵、东阳、阳翟等都被称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洛阳、宛又是当时的交通中心,“重装富贾、周流天下”。
  西汉时期,出于河南的杰出人物很多,有杰出历算家、名相张苍,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晁错,杰出思想家、政治家桑弘羊等。
  张苍,阳武(今原阳县)人。历任丞相15年,精律历,通晓图书计籍,在历法、数学方面卓有成就,是汉初制定度量衡制度的最初主持者。
  洛阳人贾谊,文帝时召为博士。虽英年早逝,但他的《治安策》(即《陈政事疏》)、《过秦论》等著作成为闻名中外的经典政论。
  晁错,颍川(今禹县)人,为景帝“智囊”。他的《说景帝削藩书》力主强化中央集权,削除割据势力,铲除诸侯对中央的威胁。其传世经典政论有《论贵粟疏》、《守边劝农说》等。他继承发扬了重本抑末思想,提出了重农积谷、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强调用武力保卫国家政权。
  桑弘羊,洛阳人,武帝时著名的政治家。在坚持重农抑商政策的同时,他重视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协助武帝制定和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经济政策,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政治上,他主张安国利民,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力主抗击匈奴贵族入侵,反对和亲政策。其政治、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后人桓宽整理的《盐铁论》中。其思想主张对汉武帝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富国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汉末年元帝、成帝时期,统治阶级日益腐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们纷纷揭杆而起。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被罚作冶铁的刑徒)180多人举行起义。公元前14年,尉氏人樊并等13人聚众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虽爆发于湖北、山东,但主要活动区域却在河南。南阳郡大地主大商人刘縯、刘秀等人的造反活动也主要在河南。公元23年,刘秀等率绿林军取得昆阳(今叶县北)大捷后,“海内豪杰响应”。义军很快控制中原,进而入关推翻了莽新政权。

  公元25年,刘秀即帝位(光武帝),沿用汉号,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初期统治支柱主要是南阳豪强集团,刘秀所封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及四十五外戚,很多出自这个集团。河南作为东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受到中央政府的特别重视,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治黄和其他重要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河南的农业发展较快。汉明帝时修浚仪渠和汴渠,疏通500多公里黄河水道,建造了堤防和水闸。这次修治后,800年间黄河没有改道。南阳太守杜诗,效法西汉召信臣,继续在郡内兴修水利,筑治陂池,广开田地,使郡内“比室殷足”。南阳人民尊二人为“召父”、“杜母”。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河南人口接近千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居全国第1位。
  东汉时期,河南手工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河南境内的冶铁点占全国总数的25%,煤炭已用作冶铁燃料。南阳太守杜诗发明的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一千余年。利用水力鼓风冶铸铁器,是冶铁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既节省了人力、畜力,又提高了鼓风功效。后经方城人韩暨改进并推广,一直沿用到元代。襄邑(今睢县)仍是全国两大丝织中心之一,陈留郡是织染业的重点区。
  东汉城市的发展以洛阳最为突出,洛阳作为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交通总枢纽,城内的工商区有金市、马市和南市,商业盛极一时。以洛阳为中心的道路网,通往中原各郡县都会以及全国各地和边陲;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沟通西域,通往大秦(今罗马);自洛阳南越五岭,通往番禺等沿海都会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发展起来。
  汉代是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河南的文化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尤其是东汉,河南是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一些发明和创造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洛阳作为东汉的首都,更是首屈一指。在这里,有全国最高的学府——洛阳太学,鼎盛时太学生多达3万余人;在这里,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比欧洲整整早了1400年;在这里,有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白马寺;在这里,道教作为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第一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与洛阳这颗东方明珠相辉映的是中州大地涌现出来的众多科技文化巨星。“科圣”张衡是南阳郡西鄂(今南阳市北)人,他大胆主张浑天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性;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日月蚀的形成原因;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观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制造出侯风仪,比欧洲早1000年;计算出圆周率为3。14。南阳郡涅阳(今南阳)人张仲景,根据临床经验,写成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16卷,后人整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被尊称为“医圣”。汉灵帝时宦官毕岚还发明了“翻车”和“渴乌”,用于道路洒水和吸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洒水机械。
  河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全国同样处于领先地位。陈留圉(今杞县南)地的蔡邕、蔡琰父女均以擅长文学著称,尤其是蔡邕的《述行赋》,是汉赋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开封人郑兴、郑众父子,均是名满天下的大经学家,世称郑氏父子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荥阳人服虔也是一位大经学家。汝南召陵(今郾城)人许慎不仅是一位古文经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字学家,他花费20年心血,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写成一部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察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字书之一。书法艺术方面,蔡邕创造了飞白书;颍川(今禹县)人刘德升是行书的创造者,汉末魏初钟鲧、胡昭二位书法家都曾向他学习过行书。另外,粗犷朴拙的南阳画像石、气魄深沉雄浑的洛阳卜千秋墓壁画、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密县打虎亭汉墓壁画等,在中国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一开始就直接威胁着东汉都城洛阳,因此河南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主战场。在7支势力强大的黄巾军中,河南有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军,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县)黄巾军等3支。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动广泛、组织严密、筹划具体的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后来虽被镇压,但东汉的统治已名存实亡。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死,董卓乘机率大军进入洛阳,独揽朝权胡作非为。汝南袁绍起兵讨伐董卓。从此,天下大乱,军阀、豪强并起称雄,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袁绍、袁术二兄弟,成为实力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一度兼统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阀;袁术也曾割据扬州,称帝于寿春。参与群雄割据的河南人主要有曹操谋士颍阳(今许昌)人荀彧、颍川(今禹县)人徐庶,有蜀汉名将南阳人黄忠,曹魏重臣温县人司马懿等。
  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今许昌市),“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他居中原,施屯田,积军资,不断扩大和巩固政治军事势力。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位于中牟县境)展开大决战。曹操采取各个击破、夜袭粮屯等战术,以少胜多击溃袁绍势力,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
  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2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吴王,形成三国鼎立局面。曹魏得中原地利,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社会转向安定,经济得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洛阳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商贾云集,西域胡商也远道而来。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263年魏灭蜀汉。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仍都洛阳。280年晋灭孙吴,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晋朝分为西晋、东晋,历15帝156年。
  西晋时期,河南处于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然而,从291年到306年的16年间,最高统治集团皇族内部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斗争,国家实力消耗殆尽,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河南地区。311年匈奴贵族刘渊派军攻占洛阳,晋怀帝被掳。316年匈奴贵族刘曜夺取长安,晋愍帝投降,短命的西晋灭亡。
  317年晋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东晋。东晋偏安东南隅,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北方大片土地陷入十六国战乱和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之中,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交替蹂躏中原,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同时落在了河南人民的头上,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但是,政权的更替和人口的迁徙,却大大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从东汉末年起,中原地区战火蔓延,人口大量南迁,农田大片荒芜,河南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曹操统一北方后,在黄河流域实行屯田,河内、颍川、弘农、汲郡、洛阳、宜阳、义阳、睢阳、梁国(今河南的滑县、原阳、许昌、灵宝、汲县、洛阳、宜阳、信阳、商丘)等地都收到很好效果,使河南的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有所恢复。西晋初年,鼓励开荒,兴修水利,一牛一人式的牛耕技术代替了二牛一人式耕作技术,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但随之而来的战乱破坏了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长期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中原经济第一次陷入空前衰落状态。
  北魏时期,孝文帝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均田制,促进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兴修水利,发展灌溉,中原各地整修了单水陂、龙州陂、蔡泽陂、三门陂、鸭子陂、阳都陂、千里堨(分别在今辉县、扶沟、鄢陵、鹿邑、临颍)等著名的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开创了绿肥轮作和间作套种技术,部分地区出现了两年三熟制。同时农业新技术有较大进步,并形成了传统的耕作技术。在农业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北方人口也增殖较快,超过西晋几倍,达到东汉水平。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发展,洛阳商业也繁荣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活跃、交融广泛,是文化发展较快的时期。河南文化的发展仍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以建安文学为代表,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中“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长期生活在河南地区,曹操《蒿里行》、曹植《洛神赋》等许多著名诗篇,都是反映河南地区状况的。建安七子曾同居邺(今安阳北)中,亦称邺中七子,其中阮瑀是河南尉氏人,应玚是汝南(今项城南顿)人。享誉文坛的“竹林七贤”,不仅长期活动于河内(今沁阳)地区,以阮瑀之子阮籍的诗歌成就为首,而且河南人占了大半,有山涛、向秀、阮咸和阮籍。此外,中牟人藩岳的诗作词采华丽,“烂若披锦”;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是建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谢朓都是阳夏(今太康)人,谢灵运的诗富丽精工,谢朓的诗清新流畅;北朝新野的庾肩吾、庾信父子2人,融合南北诗风,对唐诗产生直接影响,深得唐代诗人的称赞。与文学成就辉映成趣的是出自中原的史学大家和名著,温县人司马彪作《九州春秋》、《续汉书》80篇;顺阳(今内乡)人范晔著《后汉书》,“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陈郡阳夏(今太康)人袁宏著《后汉记》30卷,成书早于范晔的《后汉书),对研究东汉历史有很大价值。在思想方面:南阳人何晏与王弼首倡清谈玄学,成为一时崇尚。阮籍、向秀继而发挥光大,使玄学成为显学。三国时商丘人杨泉提倡无神论,南朝时顺阳南乡(今淅川)人范缜的《神灭论》更给神学理论以沉重打击,他们的哲学思想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这一时期,佛教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后更盛,与之相对应的是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艺术的发展,寺庙文化、石窟艺术、摩崖造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地。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艺术宝库之一,其中驰名的“龙门二十品”是书法艺术中的珍品。建于嵩山的嵩岳砖塔,造型独特,俊俏秀丽,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佛教盛行的同时,道教也一改流行民间的原始理论,创立了为门阀地主服务的新道教。这一时期,洛阳聚集了许多著名科学家,推动了中原地区的科技发展。据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记载,河南地区的农民已经掌握了耕田、土壤改良、选种、换茬轮作、施肥、灌溉、田间管理等一套生产技术。河内(今沁阳)人张子信致力于天文观测30多年,发现太阳和行星的运动也不均匀,合朔时月在黄道或黄道北会影响日食的发生等。

  580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局面。隋朝虽定都大兴(今西安),但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以洛阳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因此下令大规模营建洛阳,把各地富商大户迁来居住。为贮藏粮食,供应洛阳众多人口和庞大官僚机构、军队,在巩县置洛口仓,在洛阳北置兴洛仓。隋炀帝经常在洛阳居住并处理朝政,洛阳实际上成了全国政治、军事和漕运的中心。
  此时,全国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江淮地区,为了加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隋炀帝下令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济渠由洛阳通淮水;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这条大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联系5大水系,是世界上伟大的人工工程之一。后来几经开凿,成为贯通南北的运输大动脉,对于加强南北联系,促进全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巨大作用。河南处于运河中心地段,沿黄河与运河的城市和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洛阳与大兴一样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繁荣的都市,汴州(今开封)成为中国仅次于扬州的国际经贸中心。
  隋朝的统一给中原局部地区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但是隋炀帝大兴土木,加重了人民负重,激化了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不断尖锐化。因此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有七八十支义军起而反抗。东郡韦城(今滑县东南)人翟让和长安人李密领导的瓦岗(今滑县境)义军是河南一带农民义军中声势最大的一支。617年瓦岗军攻占洛阳东北最大粮仓兴洛仓,开仓放粮济民,队伍迅速壮大到几十万人,攻占了河南的很多郡县,并与数十万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会战,屡挫隋军主力。在全国各地农民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在统治38年后土崩瓦解。
  唐朝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繁荣的时期。唐初颁布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及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对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开元年间,河南人口达到796万多人,居全国第2位。中原地区的丝织业和陶瓷业一直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商丘绢为一等极品,安阳以青瓷著称,洛阳的白瓷为贡品,巩县的三彩瓷多出精品。洛阳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米价长期保持在每斗十五文到二十文上下,最贱时为十三文。唐代最著名的十大城市中河南有洛阳、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3个。此外,西南部的南阳、东南部的淮阳也都是相当发达的城市。当时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仍然是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的大动脉,河南的几个大城市当其要冲,河南在全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唐初,佛教盛行,求法拜佛风靡全国。一代名僧玄奘,姓陈名禕,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洛阳缑氏(今偃师南)人。于贞观三年(629年)西出玉门,至天竺那烂陀市,受学于名僧戒贤。他历游天竺各地,讲经论难,远近皆尊服。贞观十九年(645年),他携经卷返回长安,译成75部1335卷。他还根据西行途中见闻,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为后人研究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玄奘西游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友谊。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明朝吴承恩据此进行加工,著成神话小说《西游记》。
  唐朝中期的政治家姚崇,。陕州硖石(今三门峡市东)人,曾极力反对武则天滥用酷吏极刑的做法,太平公主干政时,他和宋璟愤而避居洛阳。唐玄宗即位,姚崇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政,鼓励臣下进谏等10事。开元四年(716年)山东遭受严重蝗灾,百姓以为神虫天降,众多官员也认为是天灾而无良策。姚崇却力排众议,破除迷信,下令捕埋、火烧,控制了灾情的蔓延。姚崇为政成绩卓著,为开创"开元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
  唐代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于历代。魏州昌乐(今南乐)人张遂(僧一行)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梁令瓒共同创制的浑天铜仪、黄道游仪、复矩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他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多次测量距天体北极的度数;他发现恒星自行的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他撰写了《魏书·天文志》,总结前人成果修定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他编出的太阳天顶距和8尺之杆的日影长度对照表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他和南宫说等人一起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测量,得出北极高差一度相应南北地面距离即子午线一度弧长351里80步的结论。他还撰写了《心机算术括》等数学著作。
  唐代诗风极盛,河南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大家。杜甫(巩县人)的诗以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统一,达到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称为“诗史”,他则被尊为“诗圣”。韩愈(孟县人)和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古文的发展道路,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元稹(洛阳人)和白居易(晚年居洛阳龙门)共同倡导了以创作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并在创作中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沈佺期(内黄人)、祖咏(洛阳人)、崔颢(开封人)、元结(洛阳人)、独孤及(洛阳人)、王建(许昌人)、刘禹锡(洛阳人)、姚合(陕县人)、李商隐(沁阳人)、李贺(宜阳人)等都留有不朽之作。
  禹县人吴道子作为唐代画家的杰出代表,突破了魏晋初唐绚丽风格而开辟一代画风,苏轼将他与诗人杜甫、散文家韩愈、书法家颜真卿并列。后世尊其为“画圣”,民间工匠尊其为祖师。他的画对以后的绘画特别是人物画和白描画影响极大。郏县、禹州、鲁山等地花釉瓷是唐代的新创,在陶瓷装饰上具有重要意义。唐末,东都洛阳建春门内敬爱寺雕刻《律疏》,揭开了河南雕印出版的序幕。
  隋唐时期始兴科举制度,封建教育制度在河南渐趋完备,多种形式的专修儒经以及律、箕、书、医、历诸学取得发展,开始建立科技专科学校。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洛阳设置丽正书院,次年更名集贤书院,开河南创办书院的先河。韩愈提出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唐代,不少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在洛阳学习。久居中国曾经从政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和用汉字偏旁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等人都在洛阳求过学。唐代著名医学家、药王孙思邈等都曾在河南行医采药,著书立说,孟铣的《食疗本草》是世界最早的中药专著。
  唐朝后期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对河南尤其是豫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破坏十分严重。756年,安禄山叛唐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发兵进攻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在唐军节节败退时,河南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守雍丘(今杞县)、宁陵、睢阳(今商丘南)一线,阻挡了叛军南下的道路,为唐军收复长安分散了叛军力量。762年唐代宗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基本平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中,河南地区成为双方互相拉锯的主战场,造成惨重损失。
  唐末,最高统治者穷奢极欲,大事征战,残酷剥削人民。加之关东一带又连遭水旱灾害,致使人民无以为生,被迫起义。874年,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今长垣)起义,称 “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天补平均”反映了农民的平均思想,这是和封建制度下政治、财富不平均直接对立的口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王仙芝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并得到黄巢的响应。起义军先在中原地区活动,后转战江南。880年黄巢率义军渡长江越淮水,重返中原作战,很快占洛阳、破潼关、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在遭到唐军反扑和叛徒围攻、兵源粮源几乎断绝的形势下,农民义军于883年退出长安,转入河南,克蔡州(汝南县)、围陈州(今淮阳),于次年转入山东,黄巢兵败自杀,起义军最终失败。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门阀势力。

  五代十国时期,特殊的战略位置决定河南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五代均建都河南,后梁都汴(今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后汉、后周皆都汴。政权频繁更替,战乱经年不断,河南人民苦不堪言,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十国政权中,南汉建立者刘?是上蔡人,历4帝55年,统治广东、广西地区;前蜀建立者王建是陈州项城(一说许州舞阳)人,统治四川、甘肃东南、湖北西部地区。
  960年,生在河南、长在河南、成名在河南的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以河南为根据地,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到979年征服北汉,完成了统一大业。
  在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统一全国、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洛阳人赵普发挥了很大作用。赵普在后周时,为赵匡胤幕僚,曾帮助策划陈桥兵变夺取政权,是宋代开国功臣。964年任宰相。他建议选拔各地精兵充禁军,削弱地方武装;实行更戍法,经常变换军队防地,使兵将分离;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名将重臣的兵权。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宋初统治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帮助宋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统一中国的方略,主张对辽国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反对出兵收复燕云。宋太宗时又两次为相。赵普3次为相,政绩卓著,成为宋代名相,但其少时为吏,读书不多,世人称其“半部《论语》治天下”。
  北宋时期河南处于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对河南都有直接影响。在内政方面,包拯的严法善政和王安石的变法对河南影响至深至广。1057年,包拯调任权知开封府,他清正刚毅、执法如山、不畏权贵、伸张正义,在开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正义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与河南的关系特别紧密。颁布实行均输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解决首都开封的物资供应问题;市易法和免役法都在开封首先施行;差役法、保甲法也都在开封地区试行取得经验后推广全国;农田水利法推行时,汴河得到大规模修浚,使两岸州县瘠土变沃壤,产量倍增;方田均税法、青苗法也首先从京东路开始实施,然后逐步推广。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巨商大贾的利益,最终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对河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北宋时期,河南虽然不再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北方地区还是比较快的。宋朝的“四京”中,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在河南境内。开封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鼎盛时人口超过170万。市内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夜市繁盛,既是全国政治军事中枢,又是闻名世界的经贸大都会。另外,陕州、郑州、河阴(今荥阳北)、怀州(沁阳)、卫州(汲县)、宋城(商丘)、滑州、相州(安阳)、濮阳、光州(潢川)、蔡州(汝南)、南阳、淮阳、许昌等都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城市,汝州、阳翟(禹县)是风靡全国的瓷业中心。
  宋中叶以后,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于中原,河南的手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保持重要地位。开封、洛阳有规模很大的纺织工场,开封绫锦院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工匠,有纺织机400张,工匠上千人,产品供宫庭、官府用。中原又是当时全国陶瓷中心。后周时,管城(今郑州)生产的青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为誉满全国的名产佳品。宋代5大名窑中,河南有官、汝、钧3个。官窑为青瓷,供宫庭用;汝瓷有“雨过天晴云破处,金盘玉碗世称宝”之称,当时流传日本、朝鲜等地;钧瓷以明脂、朱砂为最。其他如修武当阳的瓷窑、鹤壁集瓷窑、邓州瓷、汲县的河北窑都各具特色。河南也是当时重要的冶铁区,团钢等先进技术出现,南阳、邓州、舞阳、卢氏、渑池、虢州(今灵宝)、林县等都分布有冶铁点,林县有冶铁遗址3处,南召县有5处。
  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河南地区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地位。
  瓷器制造达到新的技术水平,不仅规模大,而且工序明确,瓷器结构也有创新,一次点火可以焙烧出25000件。煤炭生产技术比较系统和完善,在建井、巷道布局、支护、提升、照明、通风和排水等方面已经创造出一整套的科学方法。开封城中“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怀州(今沁阳)九鼎渡是一个很大的煤炭集散中心。建筑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北宋都城分宫城、内城和外城,外城周围40里,有城门12座、水门6座,汴河、蔡河、五太河、惠通河流经城区,城防结构严密,气势宏伟。在施工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公元1015年皇宫遭火灾,丁渭采用运筹法进行修复。先挖街成沟,取土填地基,然后引汴水入沟,水运建筑材料,竣工后再将废料填入沟内修复大街,取土、运料和处理废料统筹安排,达到经济而有效的使用人力、物力和缩短工期的目的。管城(今郑州市)人李诫全面总结前人的经验和当时建筑技术编著出长达36卷的建筑学巨著——《营造法式》,对后来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宋代已经开始运用到军事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封是当时全国医学中心,名医国手云集一城,城中还有政府开设的和剂局、惠民局、熟药局等,售药以济四方。河南地区名医辈出,睢阳(今商丘)王怀德,医道高妙,宋太宗令他和岭南神医陈昭遇等人编辑古今名医验方万条,赐名为《太平圣惠方》,亲制御序,并颁行天下。开封名医许希最擅针灸,宋仁宗患病,久治无效,许希仅用3针就使疾病全消。当时,开封不仅设有医学专门学校,而且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神宗时太医局已分9科,各擅专长,这在医学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河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北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封是当时全国的教育中心,在国子监下设置教授经学的国子学、太学,兴办传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术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和画学。据记载,仅开封医学就有学生300多人,分设方脉、针、病3科。河南地区民间讲学的书院也红火起来。北宋开国之初的四大书院中,河南独占两个。名列首位的嵩阳书院座落在嵩山南麓,司马光曾在此讲学和撰写《资治通鉴》,程颢、程颐、范仲淹等都在这里讲过学。与嵩阳书院相媲美的睢阳书院,位于今商丘县。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取得了官学地位,“州郡制学实始于此”。河南伊川人程颢、程颐2兄弟(世称“二程”),从儒家经典中精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经学教育的基础教材,而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科书。伊川二程不仅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程朱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学说,后为朱熹继承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后人将二程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
  北宋时期,勾栏瓦肆开始出现于开封,游艺花样繁多,夜市通宵达旦。杂乐百戏、傀儡戏、说诨话、讲故事等各成家数,中国的戏曲随之成熟。洛阳人尹洙、郑州人梁周翰、洛阳人安德裕等都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人物。“阳城三子”崔德符、陈恬、鲜于绰以诗文闻名于世。洛阳人陈与义的诗思想深沉,感情真挚、意境高远,对陆游和辛弃疾都产生过很大影响。雍丘(今杞县)人宋庠、宋祁2兄弟以文学名擅天下,时称“二宋”。洛阳、开封自五代起已成为河南的出版中心和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
  宋代的绘画艺术在唐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宋初,在开封设立翰林图画院,网罗了天下著名画家,张择端在此创作出传世的《清明上河图》。开封画院设有木屋、花竹、鸟兽、山川、人物、释道6门专业课程。河南地区也产生了不少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留传下来不少优秀作品。洛阳郭忠恕所画楼台木石精妙绝伦,一时无出其右者,他画的殿阁亭榭,匠师们就图对物所算,比例不差分毫,对他的画技无不惊佩,视其为奇人,称之为神仙。孟津武宗元擅画人物,行笔如流水,运彩如行云,所画人物神采飞逸富有生气,时人视为神品,称之为宋代的吴道子。还有洛阳王兼济、宋道、宋迪,开封吴之瑜、屈鼎、王诜、傅文,温县郭熙,禹县燕肃,孟县李迪,以及宗室赵伯驹、赵伯骕、赵令稂等十余人,都在画坛上颇具影响和成就。此外,孟县李唐的历史事画和风俗人物画,对元明清插图画和年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直接威胁,这一威胁与宋朝相伴始终。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争夺和冲突,除西夏局限于西北边陲外,对辽、金、元的和与战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河南。
  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诸及其母萧太后(萧倬)亲率20万大军,南侵宋疆,一直打到澶州(今濮阳市)城下。在寇准等爱国官员的鼓动下,软弱的宋真宗御驾亲征,率大军进驻澶州。宋军士气高昂,辽军士气大挫。但在双方实力大体均衡、而宋军士气占优的有利形势下,宋真宗却怯懦畏敌,急于求和,与辽军匆忙订立了澶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各守边界,不得交侵;宋称萧太后为叔母,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对宋朝来说,显然这是一个屈辱条约。
  1125年,金太宗下诏侵宋。金军很快渡过黄河,兵临开封城下。宋徽宗恐惧,迫于形势让位给太子赵恒,即宋钦宗。负责开封防务的亲征行营使李纲,坚决进行顽强抵抗。宋钦宗却软弱投降,免去李纲职务,向金人讨好。开封军民对此无比愤怒,太学生陈东率诸生数百人上书请愿,钦宗仍令李纲负责守城。金军屡攻不下之时,却意外得到了宋朝割地赔款的允诺,便匆匆退兵。割地赔款并不能填平金人的欲壑,相反却让他们看到了宋朝的软弱。次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侵,于11月间攻陷开封,摧毁了北宋王朝的统治。1127年5月,金军把开封劫掠一空后撤兵北归,并掳去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数千人,以及难以数计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物、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古玩、皇家藏书、州府地图等。这就是史家所称的“靖康之变”。
  金军撤退后,幸免于难的宋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归德(今商丘)即帝位,改元建炎,是为高宗。此时,金军虽撤出了开封,却在黄河北岸屯有重兵,随时可以南犯。为了自保性命,宋高宗置大好中原于不顾,竟携臣下继续南逃,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建立了偏安东南的南宋王朝。
  北宋最高统治者南逃后,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尽归金人统治。金人扶植降将汉人刘豫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建立伪齐政权,充当统治中原的工具。刘豫早想占据中原,但慑于河南人民抗敌武装的强大,迟迟不敢南向,直到1132年勾结金兵杀害豫西抗金领袖翟兴后,才进驻开封,作为伪齐都城。1152年,金国以汴京为南京。面对蒙古人的强大威胁,1161年,金主完颜亮迁都于汴(今开封)。1233年又迁逃至归德(商丘),再逃至蔡州(汝南),终于被元政权所攻灭。
  在金国统治期间,女真贵族对河南人民大肆搜刮勒索和残酷压迫,并大量掠夺兼并土地。英武不屈的河南人民奋起反抗自卫,黄河以北、以东各州县人民,多结为忠义社,到处袭击金军。王彦领导的八字军,率领豫北怀、卫和相等州抗金力量,抵抗金军,形成很大声势。人民的武装抗金活动,牵制了金军的南侵,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也使女真贵族在华北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下来。
  在抵抗金人统治活动中,河南汤阴人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名榜史册。岳飞年幼家贫,少好学,有膂力,其母以 “精忠报国”剌其背以盛其志。北宋末年,投军从戎,南宋初上书反对南迁。初随宗泽坚守开封,后随杜充南下。1129年,金将兀术渡江南进,岳飞率军在广德、宜兴抵抗。次年率部收复建康(今南京)。1134年年收复襄阳、信阳等郡,任清远军节度使。1135年从张俊镇压杨么义军。他陆续收编扬么等义军部众,以牛皋(河南鲁山人)、董先(洛阳人)所部武装为主体,吸收山东西河忠义社梁兴、李宝等,汇成大军,称 “岳家军”。岳家军将士多为忠义农民,富有爱国反抗精神。岳飞加强训练,严明纪律,要求“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逐步壮大成为抗金的强大力量。岳飞力主抗战,恢复中原,反对议和。1140年,金兀术进兵河南,岳飞出兵反击,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大败金军。金人不无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欲“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时,宋高宗、秦桧一心求和,下令退兵,痛失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大好时机。岳飞回到临安,被解除兵权,不久被诬下狱。1142年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名将张宪、爱子岳云一同被杀。岳家军英勇抗金的爱国精神和忠义行为,激励着无数中原儿女为保卫家乡反对压迫而英勇斗争。
  继金人之后,蒙古人在北方兴起壮大,建立了元政权。在灭掉金政权后,于1279年又灭掉了南宋政权,最终统一了中国。

  元灭金、宋以后,开始了对河南地区近百年的统治。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河南失去了全国性政权建都立国的基本条件。随着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北移、交通干线的改变(大运河此时已与河南关系不大)、以及其他地区发展较快而后来居上,河南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急剧下降。由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加上黄河频繁改道泛滥,河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趋势。在元代全国有名的大城市中,河南只有开封1个,也仅仅是只有20万人口的地方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元朝在地方行政体制上首创行省制度,在所设10个行省中有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属该省管辖,黄河以北地区划归“腹里”,直属中央管辖。“河南”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划的称谓,由此而始。明、清以至民国,虽管辖区域和称谓多有调整,但仍一直称为“河南省”。
  元代,黄河水患极为严重,较大的水灾就有260多次。河南地区受害最大,尤其是豫东、豫北的广大地区,几乎到了荒凉凄惨、人烟欲断的境地。治河成为元朝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河南地区的一件首事。贾鲁治河,造福中原,在河南史上留下光彩一页。
  1344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河道北移,淹没沿河许多州县,破坏了运河漕道,冲毁了山东盐场,直接威胁到元朝政府的经济命脉和财政支柱。工部郎中贾鲁负责治理黄河,以治水监的身份沿黄河视察。他不辞辛劳坚持实地考察,往返奔波几千里,详细绘制了河道形势图,提出了具体的整治方案。他主张:一、修筑北堤,以制止横溃,则用功省;二、疏塞并举,揽河东行,使复故道。这是一套省时、省力、省钱的科学方案,却被元朝统治者搁置起来。直到1351年,时任工部尚书的贾鲁坚决主张治河,认为治河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朝廷才派他为总治河防使,遂征发民工15万、军士2万,按原定方案着手治河。农历四月动工,七月疏成长达140多公里的故道,八月堵塞决口,至十一月全部完工,使河归故道,南流合淮入海。贾鲁治河,胸怀全局,合理部署,科学施工,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了浩大的河工,为后代治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贾鲁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对河南境内的其他水道也加以修治。豫西有几条小河,有流入黄河的,黄河涨水时极易倒灌成灾;有内积成沼的,没有泄渲出路,遇水必灾。贾鲁一面堵塞入黄河口,一面利用原有河道,疏通一条新河作为泄吐通道。这条新河以荥阳为起点,过郑(州)北,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今周口),入沙河归淮河。后人为纪念贾鲁“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伟大业绩,将新河定名为贾鲁河。贾鲁河对河南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发挥了很大作用,既使西部、中部地区的河流沟溪获得了渲泄通道,虽时逢多雨也不致积涝成灾;又在省内沟通了沿河州县的漕运联系,成为外联江淮的水运干线。后来,贾鲁河沿岸的一些城镇逐渐繁华起来,朱仙镇一度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周家口也曾有“小汉口”之称。
  在元朝统治进入中原之初,大量圈占良田为牧场,没收官田和地主土地赏赐给蒙古贵族。伯颜在河南有赐田5000顷,把原来的农民抑为佃农。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中,破产农民被迫大量流亡,加速了河南社会经济的衰退过程。1283年,河南等地破产农民一次南逃就达15万户。后来,元代统治者虽曾采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河南经济仍处在不断衰退之中。到元朝末年,广大中原地区更是“人民稀少,地多不治”。
  元代,河南地区的科技文化在许多领域失去了对全国的影响。这一时期,河南对全国影响较大的有:彰德(今安阳)地区是杂剧活跃的地区之一,郑廷玉(安阳人)是成就较大的杂剧作家;戏曲史家钟嗣成所著《录鬼薄》是现存元代记述元杂剧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考城(今属兰考)张子和被誉为金元医药四大家之一,是中国“攻下派”的代表;许衡(沁阳人)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他同郭守敬、王恂等制造仪象圭表,测日晷,制定“授时历”;杂剧作家宫天挺(濮阳人)长于借古讽今,称誉一时;安阳开始人工种植药材,出现官办的药材种植场——汤阴艾园。
  元朝统治者依靠武力征服全国,推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广大中原人民被列为第三、四等人,深受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不断起来反抗。武宗至大(1308~1311年)年间,赵万儿在南阳、归德、汝州、汴州等地结社聚众,准备发起起义,因赵万儿被捕遇害而夭折。河南各地人民对元朝政府的血腥镇压,不屈不挠,始终利用秘密结社的组织坚持反元斗争。到了元朝末年,朝廷腐败,贪官横行,土地高度集中,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衣食无着。同时,中原地区水旱灾害连年不断,黄河一年三决,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向了死亡线。1325年,河南息州(今息县)赵丑厮、郭菩萨率先起义,提出“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1337年河南境内又爆发了陈州人棒胡(因善使棒而得名)领导的信阳起义。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率领红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元农民大起义。红巾军转战豫南各州县,相继攻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迅速发展壮大,燃成燎原之势。红巾军在亳州建立大宋政权后,于1357年分兵3路北上伐元。刘福通率主力攻占汴梁(今开封),并定都于此,红巾军反元斗争达到高潮。由于北伐3军军令不一,彼此缺乏联系,又没有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各路义军相继失败。1359年元军攻占汴梁,刘福通撤兵退出河南。由于刘福通、韩林儿相继牺牲,红巾军起义最终失败。红巾军转战13年,大小数百战,给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以致命打击,从根本摧毁了元朝的统治,瓦解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势力。
  元末农民起义中力量不断壮大的义军领袖朱元璋,在消灭东南元军和割据势力后,于1368年称帝,建都南京,定国号明。其称帝前,已派兵北伐。以徐达和常遇春为正副统帅的25万北伐军挺进中原。徐达占领汴梁并迅速平定黄河以南地区后,朱元璋从南京赶来,在此居住近百天,进一步研究布置北伐灭元的战略方案。同年8月,徐达率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在明军攻入大都的同月,朱元璋下令以开封作为明朝的陪都。1378年撤销开封陪都。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代,不管是初都南京,还是迁都北京,抑或是曾以开封为陪都,河南都远离了政治、交通、经济中心,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河南的整体发展速度和水平与京畿和江南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河南在全国军事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决定着历朝历代所有大的战争几乎都以中原为主战场,同时决定了河南人民多灾多难的悲惨命运。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的破坏,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或举家迁逃,或大量死亡。元末持续战乱和黄河的泛滥肆虐,使河南人口更加稀少,土地大片荒废。据统计,洪武年间,信阳、裕州(今方城)、考城(今属兰考)、柘城、夏邑、宁陵、新蔡、泌阳、镇平、新野、胙城(今属延津)、唐县(今唐河)等许多州县的人口,都在千户以下。而与河南相毗邻的山西省则人多地狭,衣食不足。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生产、发展经济,同时解决山西的多余人口问题,明代统治者便采取移民垦荒政策,把山西民户迁到河南定居。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的50多年间,户部组织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州等所属近70县的山西人分批迁来河南,主要定居在怀庆、卫辉、彰德、开封、归德、汝宁(今汝南)、南阳、河南等8府12州88县。当时,户部和地方官府在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广济寺设置移民机构,办理迁徙手续,颁发迁徙证件,因此,史称这次持续半个世纪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为“洪洞移民”。因广济寺西侧有一棵大槐树,这些移居河南的山西人世代便以洪洞大槐树作为故乡的标志。洪洞移民,给中原地区增添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山西地区的风俗文化也随之传入河南。
  1394年明朝政府发布“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河南、山东等4省农民除纳税的土地外,如有余力继续垦荒,垦地听其自有,永不征税。这种办法施行70多年,对于河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年明政府下令,河南、山东地区的农民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的土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这样,在粮食总产量逐步提高的同时,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加。到万历年间,河南有耕地74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5%,居全国第3位。人口也由明初的189万增加到519万。棉花、烟草、玉米等在河南都有种植。河南开始成为全国主要的产棉区,叶县、卫辉、开封、南阳、河南、汝宁等府郡都是重要的棉花产地。大量种植棉花,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促进了丝织业、棉织业的发展。明代河南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河南地区依然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宣德年间,朝廷在全国商业发达城市设立钞关多达33个,而河南只有开封1个。
  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是文化的衰落。明代河南在科技文化领域已经与先进地区拉开了很大差距,更无法与历史相比。但也出现了一些科技文化水平很高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沁阳朱载堉是明代的一颗科学巨匠,对乐律学、数学、历法的研究造诣很深。在世界上,他第一个发现并实践了十二平均律原理;第一个创制了按十二平均律原理发音的乐器 ——弦准;第一个提出了“舞蹈学”一词,并规定了内容大纲,描绘了世界上最早、最详尽的舞谱舞图;第一个得出求解比数列的方法;在数学上第一个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换算方法,第一个在算盘上进行开方运算;在天文学上,他精确计算出回归年度的长度值,测定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在计量学上他的关于律尺和常用尺相互关系,关于古代累黍定尺的方法等研究结构,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植物学研究方面,朱橚编著的《救荒本草》详细记载了主要分布河南的414种野生植物的产地、名称、形状、特征、性味及烹调办法,并绘有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的形状,被中外学者誉为具有巨大科学价值的植物学著作。他撰写的《普济方》168卷,收载医方6万余个,为历代医方之最。另外,在文学复左运动中,李梦阳(扶沟人)、何景明(信阳人)名列“前七子”主次席,王廷相(兰考人)亦列名其中。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明末,侯方域(商丘人)主盟复社,他的散文时推第一。
  明代首开中国历史上巡抚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制度,一代名将于谦是河南的最早长驻巡抚。他祖籍考城(今河南兰考),曾祖迁居钱塘(今杭州)。1430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两省,夏秋驻开封、冬春在太原。他重治黄,勤于政,创平粜,设义仓,济灾民,对河南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深得百姓拥戴。1446年,于谦受诬下狱,河南绅民纷纷自愿赴京为他鸣冤,得以重任河南、山西巡抚。1448年,于谦被明英宗以“谋逆”罪杀害,河南人民在开封城内他的旧居建立于公祠,以示纪念。
  河南洛阳人刘健耿直辅政,力抗奸党,成为明代名臣。刘健,天顺进士。成化初纂修《英宗实录》,受知于孝宗,任礼部右侍郎、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政。后任首辅,与谢迁、李东阳同心辅佐朝廷。武宗即位后,他身为顾命大臣,一再上疏极谏,反对太监刘谨等“八虎”弄权,并与内阁辅臣谢迁、司礼太监陈宽等人密谋铲除刘谨,事败辞职返乡,居家而卒。
  明末,政治腐败,宦官弄权,党争纷起,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尖锐,劳动人民为生存所迫铤而起义。河南各地农民纷纷利用白莲教秘密组织反抗斗争。明末农民大起义首先于1627年在陕西爆发。1635年农民军13家72营集中河南,部从20多万,各部首领会盟荥阳,共商作战方略。李自成力主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斗争到底,得到一致赞同。荥阳大会后,农民义军由分散作战转变为协同作战,壮大了声势;荥阳大会提出“协同作战”,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李自成义军虽首义于陕西,但他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河南农民给其极大支持。在明朝统治者“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攻下,起义暂时转入低潮。1639~1640年,河南发生严重的旱、蝗灾害,饥民塞道,给农民义军的再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李自成等主要将领适时返豫,树起义帜,各地饥民争相投奔,数月内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针对当时河南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形势,李自成采纳杞县人李岩建议,提出了“贵贱均田“、”迎闯王、不纳粮” 等口号。把平均土地作为口号明确提出来,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原来分散在河南、山东一带的义军,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农民军势力更加强盛。1641年农民军攻占洛阳,杀死贪暴无度的福王,进而控制了河南全省。李自成以河南为基地,迅速壮大力量,成为全国农民义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在取得汝州大捷后,李自成挥兵直捣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最终在1644年攻取北京,覆灭明朝。

  当李自成沉缅于推翻明朝胜利喜悦的时候,崛起于东北的满洲政权——清,乘机大举挥兵入关。清军很快攻占北京,并迁都于北京。在汉族人民抗击清军的过程中,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爱国情怀,堪称一代名将。史可法,祥符(今开封市)人,崇祯初入仕,累迁员外郎、郎中、右参议、右佥都御史、漕运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史可法治军严柔相济、廉洁有法,与部下同甘苦。1644年北京陷落后,他与张煌言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史可法率兵驻守淮安、扬州。为经略中原,他遣官屯田开封、移兵宿迁要冲。清军主帅多尔衮先后5次致书劝降,他连一封信都没拆看。清军南下取山东、河北、河南,逼进淮南,史可法移军泗州继续抵抗。因盱眙兵降清,泗州援军全军覆没,他又夜奔扬州。清军重兵围困扬州,史可法誓死不降,自守西门险要。清兵攻入城中,大肆屠杀无辜,史可法自杀未死为清军俘虏,英勇不屈,凛然就义。
  清军在镇压农民义军和南方抗清力量后,开始向边疆发展,经康熙、雍正、乾隆3朝,统一全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封建王朝。经过明末农民义军对大批官僚、贵戚、地主、豪绅的打击和镇压,河南地区许多原本无地的佃农获得了土地,成为自耕农。清政府把这些土地叫“更名田”,承认属于农民所有,并宣布以明代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这些措施在河南虽没得到很好执行,但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康熙的治河措施,给河南人民带来一定的福祉。由于多年失修,黄河下游堵塞,黄淮合流,“北岸民田皆成区浸”,南面的淮阳7州县“一片汪洋”。康熙帝以靳辅为河道总督,采取疏导和筑堤的办法,经过10年时间,动用上千万民工,终于使“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淹没之地变成良田,黄淮一带在较长时期内减少了河患,农业生产有了基本保证。从康熙到乾隆,河南地区社会经济从恢复走向发展,康熙时河南耕地面积比顺治时增加了约200余万顷。
  清朝最高统治者吸取明亡教训,对河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视河南为关系社稷安危的“腹心”之地,大大加强了对河南的控制。开封作为河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受到清政府的重视。特设的河道总督也驻守开封。朱仙镇因地控贾鲁河水运咽喉而发展成为与汉口、景德、佛山齐名的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人口达到20多万。但清代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其他先进省份,越来越落后于江南和北方发达地区。
  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清政府实行了奖励垦荒、组织屯田和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清代,玉米、蕃薯引种河南,水稻种植有所恢复,棉花种植更为普遍,相当一部分棉花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进入长途贸易;其他经济作物如烟草、芝麻、青靛、花生等的种植也有所扩大。两年三熟制面积增加,一年两熟制逐渐推行。同时人口也急剧增加,清前期,河南人口一般占全国人口的7%左右,康熙四年(1685年)河南人口为143万,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1280多万,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到1650多万,道光十至十九年(1830~1839年)河南平均人口为2368万,占全国十年平均人口的5.8%。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并在一些地方形成棉布集中生产点,如正阳、孟津、辉县道,所产棉布大量外销,但全省大部分纺织业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是从属于小农业的家庭手工业。采煤业继续发展,宜阳、新安、沁阳、济源等县都有小煤矿开采,巩县的小煤窑更是 “千百为群”。河南仍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区。虽然由于兵祸商业不振,但农副产品商品量逐渐增多,棉布、丝、麻、烟运销省外。清朝中叶形成了一些著名的集镇,如朱仙镇、赊旗镇、荆紫镇、道口镇。河南的棉花、粮食等分别贩运至江南和山东等地,福建武夷茶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初步形成了较固定的商业批发网络,贩运商、收购商、销售商等成为农村商品经济的支配力量。
  到清代中期,河南地区的封建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仍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支配地位;商品经济萌芽但发展缓慢。农业耕作工具基本上没有多大改进,广种薄收,劳动生产率只有江南的一半;地租形态仍以实物为主;加之蓄奴风盛行,致使河南农业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大。手工业方面,河南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日益下降,尽管河南矿藏丰富,但在清代全国1109个较大矿厂中,河南仅占2个。商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明代以安徽籍商人为著,清代则以山西、陕西籍为主体。作为商人组织形式的会馆,河南商人在清康熙年间才结成这样的组织。在全国林林总总的商人帮会中,河南的怀帮虽有一定名气,但也是“俭朴为多,或劳苦同于农工”,以坚韧耐劳、苦力经营才出名。清代全省有91州县,按州县数计算约84%的地方耻于商贾,不习经商,甚至害怕经商。明代曾经好商贾的偃师、郏县、商丘等地人,到清代也转而弃商务农。由此不难看出,河南地区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是有其深远历史渊源的,这也是近代以后制约河南发展的一大症结。
  从总体上看,1840年前的河南经济结构,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虽然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缓慢,产品生产能力小,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量更少。除少数地处水陆交通枢纽的新兴商业城镇外,河南的商品交换格局还局限于地方小市场,而且这种交换主要是维持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和延伸。
  清代中前期,河南的科技文化逐渐落后,处于全国先进地位的成果和杰出人物远不及先进省区。
  清朝中期,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张伯行政绩卓著、著述富赡,成为全国注目的政治人物。张伯行,康熙进士,历任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职,他居官清廉,体恤民苦,曾多次奏请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卒后赠太子太保衔,谥号清略。入仕前,他曾博览儒家典籍,精研程朱学说,口诵手抄7年。平生主要著述有《正谊堂文集》12卷、《道统录》2卷、《道南源委》6卷、《困学录集粹》8卷、《小学集解》6卷、《小学衍义》86卷、《居汴一得》8卷、《续近思录》14卷、《广近思录》14卷、《学规类编》27卷、《性理正宗》40卷、《濂洛风雅》9卷、《濂洛关闽书》19卷、《二程语录》18卷、《唐宋八大家文选》19卷等。
  固始人吴其濬,嘉庆进士,自翰林院修撰官至封疆督抚。他任官各地,游历颇广。所到之处,留意当地物产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绘图列说,著成《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植物1714种,附图1800余幅。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植物学专著,也是收载植物最多的区域植物志,比《本草纲目》还多500余种,把中国传统的植物学发展到了高峰,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河南地区的医学取得一定发展,出现了一批名医,有善针法的长葛人李守先、善治杂病的渑池人张朝震、擅儿科推拿的息县人夏集云、治阴疽有奇效的宁陵人李道舟以及洛阳平氏的郭氏正骨等。清初,百泉、归德(今商丘)、马山口(今内乡县辖)、禹州四大药材集散地已形成一定规模,全国药商结帮而至,药材贸易兴旺,上蔡县的竹杆散眼药、安阳的姚家膏药、临汝的四知堂药酒、禹州的九元阿胶、郑州的肥儿丸相继问世,行销全国。
  另外,孟津王铎的书法在清初影响很大,其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书坛。商丘人宋荦是清代学宋诗派的代表人物,成就称最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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